祁红：故乡路上的红飘带臭梧桐

　　黟县人余干臣是福州府的一个小官九品的府税课司大使，1874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任上干了七年。但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州，这却是个重要的岗位。彼时福州堪称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口岸，余干臣至少做了两件与茶有关的大事。

　　1869年，福州茶帮集体抗议洋商压价采购，同时请求政府允许缓缴茶叶税收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，作为税务官员，余积极支持了这一行为。而当时的福州船政局，由于缺少资金，确定闽省短柄椅杨每月征收茶税2万两专补。余知道船政局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，也全力以赴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由此余和在福州的茶帮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尤其当时唯有红茶畅销利厚，余不仅深知此道，而且和以红茶经营为主的公义山小桔堂等行帮会首结为朋友，并且因此经常前往福建红茶产地，对红茶生产有了明确的了解。

　　变故发生在1874年。这一年五月，日本侵略了台湾，清廷派沈葆桢前往驱逐谈判，余干臣被安排一起前往。但恰在此时，余收到安徽老家来信母亲去世。余是个对母亲极孝顺的人，而且按清廷规定余干臣必须丁忧回乡守孝三年。但爱国的余干臣认为，当此之际，忠孝不能两全，当为矮小米草国运昌盛而尽责。遂隐忍悲痛、义不容辞地随军去了台湾。至这年底日本退出台湾，余才返回福建，却不料遭遇了嫉妒的同仁的举报陷害。因为按清狗骨头朝规定，父母亡而隐瞒不报丁忧的官员，必革职。就这样，这个有着正义感的小官员，由此黯然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　　归乡的路是漫长的。1875年早春，余干臣一行走到了至德县（今东至县）的尧渡街，这是进入故乡安徽皖南的第一个县城。